1大财配资
最近，任正非在华为内部论坛发表的文章流出，引起全网的议论。
任正非在文章里说：
“未来十年应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史时期，全球经济会持续衰退，全世界的经济在三到五年内都不可能好转，加上疫情影响，全球应该没有一个地区是亮点。”
虽然任正非每年都说困难时期到了，但今年的用词格外严肃，再加上半年来大家对经济衰退的感受，这篇文章就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。
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经济危机真的来了。
这是个老掉牙的词，别说美国大萧条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了，就从改革开放算起，我国也经历过至少4次经济危机。
但有个问题是，现在3大财配资5岁以下的人，要么没有真正经历过经济危机，要么因为年纪小，对经济危机的感受不深。
那我们今天的文章，就来简单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4次经济危机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，又是怎么解决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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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70年代初期，随着尼克松访华，中美关系经过20余年的敌视，开始走向缓和。
在国际关系上，中国从美苏夹缝中求生存，向“联美抗苏”转型，而在经济上，经周总理提出、毛主席同意的“四三方案”开始上马。
关于“四三方案”，我们在《中国工业三十年》里说过，即投资43亿美元，引进欧美国家的轻工业体系，包括化纤、石化、化肥等26个项目，从1972年开始兴建，最迟到1983年建成投产，改变了我国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。
后来中国经济腾飞，“四三方案”是有大功的。
但任何事都有利有弊，“四三方案”改变了中国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，却也消耗了大量的财政积累。
在1974年，引进项目的计划仅仅执行了2年，中国就背上100亿人民币的财政赤字，而那时候全国财政收入也只有800亿。
沉重的财政压力，成为毛主席和周总理没有解决的问题，留给了继任的华主席。
新领导人执政，本应该以静为主，让引进的轻工业项目安稳落地，然而新领导人求治心切，推出更大规模的“八二方案”，原计划投资65亿美元继续引进项目，到1978年的时候，经过报项目和下指标，投资计划扩大到180亿美元。
同年，政府各部门就和外国签订了22个项目的合同，价值78亿美元，其中一半是年底最后10天签订的。
第二年，谷牧副总理率领代表团访问欧洲，各国都对中国的投资感兴趣。
法国总统说：“听说你们要搞大项目，我们很愿意做贡献，给我们10个项目行不行？”联邦德国的州长说：“如果需要贷款的话，我们随时可以提供50亿美元。”
看起来前景很美好，但问题是，中国政府制定了庞大的引进计划，却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。
以1978年为例，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.78亿美元，财政收入1100亿左右，而赤字已经攀升到近300亿。
所以“八二方案”的引进计划，注定是失败的，当时的人称为“洋跃进”，研究中国的费正清也看的很明白，评价说中国的目标不切实际，签订的合同肯定要取消，上马的项目肯定要烂尾。
总而言之，后续的配套措施跟不上，已经花了的钱就白花了，导致中央政府的财政雪上加霜。
而且由于建国以来的“高积累低消费”，导致城市和农村的生活都很苦，1978年12月以后，政府开始提供大量的福利和补贴，包括给职工发放奖金、改善职工住房环境、提高农产品收购价、贫困地区免税等等。
这些福利补贴发下去，让中央政府的财政更加恶化。
政府没钱了，但该管的事情还得管。
那时的财政制度是，中央政府向全国统一收税，然后再向各级分配资金，现在中央政府没钱了，那么向各级分配资金的时候，自然是捉襟见肘。
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，由于“四三方案”引进的轻工项目，人民公社可以购买化肥和拖拉机了，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程度，也增加了人民公社的生产成本。
但根据统购统销的原则，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极低，这么一来一去，公社搞农业基本就没什么利润，甚至要赔本。
中央财政没钱，地方公社没钱，这就是教科书上说的，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。
为了解决这次经济危机，便有了我们熟悉的改革开放。
因为当时几乎全部国民资产，都归国有和集体所有，那么当国家负担不起全部国民资产的时候，国家就把负担不起的那部分，分割到体制外，让他们自谋生路。
于是小岗村农民私下包产到户以后，经过几年的争论，国家正式发文承认，允许农民承包土地，交够国家的、留足集体的，剩下都是自己的，不用和以前一样，低价卖给国家了。
于是就有了没工作的千万回城知青，在大街小巷摆摊做小买卖。
于是就有了城市市民开店做个体户，只要不违法犯法，给国家交税，卖什么东西国家都不管。
于是就有了艺高人胆大的厂长、老师傅们，承包效益不好的工厂，甚至有人在全国各大城市承包工厂，准备搞成“承包托拉斯。”
短期来看，改革的效果很不错，短短几年时间，粮食产量从6000亿斤增长到8500亿斤，数千万没有工作的人有了自己的饭碗。
但也不是没有代价。
农民从体制内出来便成了自耕农，不管赔钱还是挣钱都得自负盈亏，不能依靠国家了，逐渐成为边缘化的群体，而在城市，承包工厂成为私有化的起点。
用温铁军老师的话说，这是甩包袱。
经过甩包袱，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减小，体制外解放了生产力，不管以后如何，起码这次经济危机是度过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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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年，中国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，即属于国家计划分配内的生产资料，由国家统一定价，不在国家计划分配内的，实行市场调节。国家订购合同内的粮食，由国家定价，订购合同外的粮食，根据市场行情定价。
一般来说，国家计划内的价格较低，市场价格极高。
于是呢，价格双轨制，直接在80年代造出一个“倒爷”群体。
他们通过后门关系，拿到政府的批条，用极低的价格买到国家定价的物资，然后拿到市场上，以市场价格高价卖出。而且越到后来越离谱，有些物资都不用出仓库，倒爷们直接倒卖批条，导致物资的价格能翻十几倍。
南京有个更夸张的事，一批钢材原地不动，被倒爷们卖了129次。
实在太离谱了，以至于当时流传一句话：“十亿人民九亿倒，还有一亿在寻找。”
这些倒爷们囤积居奇，导致钢材等生产资料价格飞涨，催生了巨大的泡沫，而八十年代的各地政府大规模投资，又间接引起消费品的价格飞涨。
关键的问题在于，当时中国很多地方的工业体系不完整，不能供应足够的物资。
于是呢，投资和倒卖引起物价飞涨，物价飞涨又吸引人们抢购物资，而物资不足反过来又催化了投资和倒卖。
这就成了一个死循环。
1988年初，中央政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决定放开价格管制，进行“物价闯关。”
理想是美好的，现实是残酷的。
政策刚发布出来，全国的物价开始飙涨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肉类食品的价格涨了70%，零售商品涨了30%—50%，物价犹如脱缰野马，根本控制不住。
在通货膨胀的大环境下，各大城市的市民害怕货币贬值，购买力降低，便到市场上抢购物资，粮、盐、布、肥皂、毛线、电风扇等等，见什么买什么。
所有人都觉得，只要能买到东西，钱就算保住了，否则的话，以前可以买一袋面的钱，谁知道明天能不能买到俩馒头？
而抢购进一步造成物资的不足，物资不足又推高商品价格......没完没了，和套娃似的。
到了10月份，“物价闯关”实际上已经失败。
据官方资料记载，1988年是自1950年以来物价涨幅最大、通货膨胀最严重的一年，再加上各地错综复杂的三角债，全国陷入滞涨的经济危机，私企数量从20万家腰斩到9万家，政府投资项目大量下马，结果便是城市失业蔓延。
所以从1989年起，中国经济开始百业萧条。
国内经济萧条成这个样子，和东欧剧变的国际大气候结合在一起，便在那年引起了一场更大的危机。
那几年可谓是诸事不顺，直到90年代初，中国经济都非常惨淡。
因为某些不能说的原因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次经济危机是共识破灭造成的，那么要拯救危机，最重要的是重建共识。
在经济方面，中央政府亲自出面搞大基建，带动了一系列下游产业。
借北京亚运会的机会，中央政府投资25亿，建设了20多个大型体育设施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有数十万人参与劳动，相当于提供了工作岗位，采购了大量的钢筋水泥等物资，给下游送去了利润。
1990年4月，李总理宣布开发浦东，要在浦东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特区。这项政策一经宣布，上海成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大热门，由此开始30多年的辉煌岁月。
中央政府在京沪两座大城市搞大基建，向全国传递了积极的信号：“机会在这里，快来。”
而在政治层面，1992年初的邓公南巡，彻底结束了“姓资姓社”的争论，“解放思想发展经济”成为全国的主流声音，同年召开的十四大，江同志在报告里宣布：
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，加快经济改革步伐。
进一步对外开放，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、资源、技术和管理经验。
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确写入党章，引进外资明确的说出来，这就是向外界传递信号，中国要坚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，以前走过的老路，绝不再回头。
经过这几年的努力，曾经破灭的“经济建设”共识被重建，国内外都相信，赚钱不是罪过，政策不会再改变。
于是呢，1992年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，各地政府开始投资开发区，导致开发区的数量从91年的117个，增加到93年的8700个。
要建设开发区，就要供水、通电、修路，这数千个开发区加起来，需要的用工数量、钢筋水泥、机械设备，必然是天文数字，整个中国成了热火朝天的大工地。
而通用、微软、摩托罗拉等外资也纷纷到中国投资办厂，并且得到“三免两减半”的优惠，也就是企业前三年免税，后两年减半征收，在政策的鼓励下，此后8年将有3200亿美元的外资进入中国。
从此以后，中国对内解放生产力，对外吸引投资，重新进入了高速增长的时期，仅199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增长12%。
可以说，重建共识和大基建，让中国度过这次经济危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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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化以后，便和国际经济的大气候绑定起来，世界上的任何风吹草动，都能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。
1997年初，乔治·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开始攻击泰铢，直接造成泰铢暴跌，随后是马来西亚、印尼、菲律宾、韩国以及中国香港，一场影响深远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。
在蔓延亚洲的金融危机中，银行倒闭、家庭破产、企业关门的惨状比比皆是。
而中国经过5年的高速增长，原本就出现了“工业品过剩”，库存积压的产品价值超过3万亿，再遇到整个东亚的金融危机，更是雪上加霜。
人们不敢消费，企业大量破产，属于题中应有之义。
国企是中央政府的亲儿子，也是掌控国家经济的重要武器，在这种严峻的危机中大财配资，中央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保国企。
怎么保呢？
其实和70年代末一样，还是甩包袱，只不过农民已经被甩掉了，这次要甩的是经济效益不高的国企工人。
早在1991年，山东诸城市长陈光便决定，把归诸城市管理的272家企业，全部卖给集体或个人经营，让他们自负盈亏，政府只负责收税和监管。
因为把包袱甩掉了，诸城市的财政亏损降低很多，基本可以正常运转了，而陈光也被人骂做“贱卖国有资产”，比日本人的三光政策都狠。
不过陈光的做法，得到朱总理的重视。
1996年，朱总理亲自视察诸城，认为陈光的做法不错，“诸城经验”可以肯定，随后中央政府便形成新的保护国企思路：
“国企彻底从下游的市场消费领域退出，组建大型国有企业，垄断上游的能源、电信、电力、航空、银行、媒体等领域。”
只要垄断上游的基础资源，国企便控制住了国民经济的命脉，不怕民营资本翻了天，至于太复杂的下游消费市场，完全可以让给民营资本来做，反正民营资本机动灵活，让他们做还可以繁荣市场。
那个率先“包产到户”的凤阳县，这次又做了“表率”，一年之内把数百家集体企业卖给私人经营，县政府一家都不留。
这项国企改革思路，直接影响了此后20年的中国格局。
这么做的好处是国企甩了包袱，控制国民经济的同时，还能躺赚巨额利润，但代价就是为国家奉献了一辈子、国家也承诺养活一辈子的3000万工人，被抛弃到市场上。
虽然有些人下岗再就业了，但大部分人的后半生都非常惨。
保护国企的方案确定下来，朱总理要做的第二件事是扩大内需，这件事就是同样影响此后20年的房地产。
因为在1998年，中国的国民储蓄总量已经达到5万亿，要促进消费搞活经济，就得让人们把存进银行的钱都花出去。
而这么多的钱，日常消费品肯定是不能承载的，只有房子这种大件商品才行。
于是在1998年7月，中央政府宣布停止福利分房制度，以后住房需要到市场上买，并且允许银行提供住房抵押贷款的业务，最长贷款期限为20年，可分等额本息和等额本金两种还款方式。
影响三代人的房地产就此出笼。
站在个人的角度来看，房价逐渐涨到掏空6个钱包，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房，肯定不是好事。
但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，以房地产为核心的经济模式，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手段。
房地产开发商品房要拍地吧，那么地方政府可以搞一波土地财政，提前让房价的40%的钱进入地方财政。地方政府可以用这些钱来建公园、修高速、补贴教育、分发福利等等。
房地产商要建房子，就需要钢筋水泥等建材，炼钢需要煤炭、煤炭需要运输、运输需要加油和餐饮。房子卖出去以后，户主必须装修吧，那么装修就需要木材家具、电视空调等家电、窗帘被子等纺织品。
而在房子周围，要有平坦的道路吧、要有路灯吧、要有小超市和小饭店吧、要有夜宵和煎饼摊吧。
围绕一套房子，带动的是全国的产业链，提供的是全国的就业机会。
所以近20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，本质上就是房地产推动的。
如果朱总理不释放房地产的内需，那时又没有领先的高科技产业，中国不会是现在的样子，更大的可能是沦为美国的初级工厂，连拉美的中等收入陷阱都摸不到。
说这些不是给房地产张目，只是实事求是的回顾历史。
搞定内需问题，中央政府要做的第三件事是扩大外贸。
自从80年代起，中国就申请加入世贸组织，一直谈到99年4月，朱总理访美，美国才承诺“坚定支持中国于1999年加入世贸组织”，然而仅仅一个月后，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就被轰炸。
但那时中国的实力不足，没有翻脸的资格，选择了忍气吞声，稍作抗议之后，继续和美国谈判，到了11月份正式签署协议，得到美国的同意。
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2001年11月。
这个时间点，正是美国遭遇“911事件”出兵阿富汗的时候。
为了打入中亚地区，美国需要安抚东方的中国，而中国在经济危机尚未结束的关口，也需要美国开放世界市场，通过外贸出口带动国内制造业。
因为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，中国制造商品的成本便非常低，售价也很便宜，于是中国制造开始走向世界。
总体来说，走出这次经济危机的过程，国企改革是保本，土地财政和中国制造是开源。
也正是在房地产和外贸的驱动下，中国开始了21世纪的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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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进入2008年，中国的危机仿佛十年前的重演。
美国做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，军力和美元时刻在搅动世界风云，于是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，迅速通过美元影响全世界。
具体到中国，则是沿海地区的数百万家外贸企业，订单大量流失，整天人心惶惶，这些外贸企业下游的数千万家庭作坊，更是充满危机感。
外贸这条腿，略有些瘸了。
各大城市的房价也开始暴跌，到9月的时候，万科、碧桂园等大牌楼盘，房价都下跌85%以上，那些不知名的小楼盘更不用说了，记得我家邻居当时在市郊区买了一套房，房子盖了一半，老板直接跑路了。
外贸遇冷、房产暴跌，意味着前几年拉动中国经济的双引擎失效了。
这是很严重的问题。
如果是农业社会，经济不增长就罢了，大家都去种田呗，但是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后，就走到只能进不能退的胡同里。
每年毕业的千万大学生要工作和前程，城市里的数百万人要收入，国家要满足这些人的需求就必须保证经济增长，否则就会出现失业问题，进而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，甚至是政权的稳定。
想让他们回去种田？
十年寒窗读到大学毕业，你就让我回去种田？好不容易在城市扎根了，你让我回去种田？别开玩笑了。
所以一个农业性质的国家，总是弹性很大，什么危机都能熬过去，但一个工业化的国家，看起来更发达了，实际上是更脆弱了。
不过也没办法，选择了工业化，就不能再回头。
那年中央政府算了一笔账，要保证社会稳定，经济增速必须维持在8%以上。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，要维持8%的经济增速，还得用大基建和房地产。
2008年10月，财政部宣布个人首套房的契税降到1%，暂免印花税和土地增值税，央行允许首付比例为20%。
11月，温总理领导的中央政府推出“四万亿计划”，宣布要用四万亿的投资，拉动内需，随后完成汽车、船舶、石化、装备制造等十大产业的调整，称为“十大产业振兴计划。”
12月，中央政府推出“家电下乡”计划，对购买彩电、冰箱、手机等家电的农民，给予产品售价13%的补贴。
短短三个月时间，中央政府密集推出这么多救市政策，除了十大重工产业以外，其他的可以总结成4个字——花钱、买房。
这么说是没问题的。
经历过次贷危机，实体难做已经成了共识，银行放出的数万亿贷款，基本流入“容易做赚钱快”的房地产，而且地方政府的财政来自土地，也鼓励地方企业搞房地产。
这是利益决定的资金流向，很难用政治正确来一次性改变。
从另一方面来说，感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人们，也需要一个稳定的东西来保值财产，而经历了近十年房地产发展的中国，人们对于能保值的东西，得出的共识便是房子。
于是在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、城乡人口的共同推动下，土地财政重新启动，2009年的全国土地出让金就达到1.5万亿，而代价就是房价飙升，京沪等城市的房价，短短两年就翻了一倍。
就事论事，这次拯救经济危机是成功的。
中国没有被美国的次贷危机击倒，到了2010年，中国的经济总量就超过日本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
现在回顾历史可以发现，2008年是打压房价的最佳时机，如果中央政府不救市，房子早就成白菜价了，不至于现在因为房价太高，影响了我们的幸福感和生育率。
但站在当时的时间点来看，如果没有土地财政，地方政府没钱，然后就不能搞一系列的城市建设。如果不扶持房地产，那么钢铁、煤炭、家具、运输等行业都要完犊子。
结果就不是房价高的问题了，而是22年的寒冬提前到09年。
各行各业的失业人口无所事事，每年还有近千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，这种社会环境遇到美国即将启动的“阿拉伯之春”，会出现什么结果，恐怕不必多说。
如果历史走向这条路的话，别说买不起房子了，可能你都没有买房的机会。
我们总是想象，走到某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可以这样、可以那样，其实处在中央政府的位置上，他们的选择范围很小，小到相当于没有。
事后诸葛亮的说，2008年的救市计划是功大于过的。
2012年3月的记者招待会上，温总理面对记者“评价自己工作”的提问，说了一句话：
“我敢于面对人民、面对历史。知我罪我，其惟春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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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4次经济危机，我们可以发现，中央政府拯救经济危机的办法并不复杂，主要有4个内容：
甩掉无力负担的包袱，让其自谋生路。
政府投资大基建拉动内需。
外贸出口拉动制造业。
房地产引导国民消费并充实政府财政。
2022年，我们又遇到经济危机，但很有可能以前用过的办法都失效了。
首先，经过40多年的改革，该甩的包袱基本都甩掉了，中央政府已经非常精干，没有包袱可甩了。
其次，等疫情过去以后，虽然世界各国都需要中国的制造品，但受制于中美的关系，外贸能否恢复到10年前的规模，要打个问号。
最后，房价居高不下已经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，再推高房价真的要出问题了，而且房子已经建了太多，根本不需要再去卖地建房了。
最关键的是，经过这几年的调整，“房价只涨不降”的共识已经破灭，房子也不一定能做到财产保值了。
今年中央政府鼓励大家买房，但市场上反响平平，就说明了大家的态度。
所以拯救经济危机的三板斧都用不上了，至于大基建能否大力出奇迹，我就不做评价了，拭目以待吧。
总而言之，2022年的问题，是以往数十年都没有遇到过的，不论对国家还是个人，都是全新的挑战。
我以前写过一战、二战前夕和现在的对比，有个感受，用上帝视角评判历史很容易，真到历史重演的时候，还是希望它不要来......
最后用两句话来结尾吧：
每临大事有静气，不信今时无古贤。
功名大业乃时势所造大财配资，非人力汲汲以求可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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